【永新英才】王恩茂将军的新疆岁月

1949年, 时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军政委的王恩茂随军入疆, 从此与新疆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新疆这个边远艰苦的少数民族地区, 他工作、生活前后达40年之久, 这在同级别的汉族领导干部中极为罕见。他两次主政新疆, 担任省区党委一把手时间长达25年, 迄今无人出其右。他曾饱含深情地说:“我热爱新疆, 热爱新疆各族人民, 新疆是我的第二故乡。将来我死后, 就埋在天山脚下。”而今, 王恩茂一家三代四口人长眠于新疆这块让他魂牵梦绕的土地上, 实现了他庄严的诺言。

“进军新疆是第三次万里长征”

1949年3月, 在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的指挥下, 第二军政委王恩茂与军长郭鹏率部进军大西北。7月, 一野采取“钳马打胡”方针, 以一部兵力钳制青宁二马 (马步芳、马鸿逵) , 集中主力歼灭扶郿地区之敌。王恩茂与郭鹏率部会同兄弟部队歼敌4个军4.3万人, 消灭了胡宗南军队的主力, 将胡马集团彻底分割, 迫使青宁二马退至陇东, 取得了西北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在第二军的强大攻势面前, 敌新编骑兵第一旅旅长马子谦率部投诚。7月22日, 王恩茂等率第二军进占临夏。临夏又称河州, 是青宁二马的出生地和发迹地, 临夏的解放, 端了马家军的老窝。

此后, 第二军乘胜向西进军, 在循化、永靖强渡黄河, 9月10日抵西宁与第一军会合。中旬, 进入荒无人烟的祁连山南麓, 克服风雪交加、高山缺氧等困难, 连续作战, 攻占民乐、张掖等县城, 与由兰州西进的第二兵团会师, 迫使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总部及两个军在酒泉宣布起义。随后兵伐新疆, 在党的政策感召和大兵压境的形势下, 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率部于9月25、26日先后通电起义, 新疆宣告和平解放。

10月中旬, 王震指挥第一兵团二、六军挺进新疆。王恩茂、郭鹏率第二军沿古丝绸之路西行, 向南疆进军。当时陶峙岳虽宣布起义, 但其所属部队派系复杂, 驻地分散, 难以全面掌控, 加上特务分子暗中捣乱, 南疆地区的叛乱事件时有发生。

10月15日, 驻哈密国民党第一七八旅部分官兵在少数反动军官煽动下, 制造了抢劫银行、纵火事件。王恩茂、郭鹏命令抵达哈密的先头部队, 出动一切可用的兵力扑火安民。指战员们从余火燃烧的废墟中救出被困群众, 并发给救济粮。同时对起义部队加强政策教育, 惩办叛乱首恶分子, 在较短的时间里, 稳定了哈密的社会秩序。

第二军四师先头部队抵达鄯善时, 当地国民党驻军第六十五旅一九四团三营部分官兵, 阻挡群众欢迎解放军, 制造了杀害县长和抢劫市民财产、烧毁民房的恶性事件。王恩茂、郭鹏果断命令部队立即将其营部、机枪连和九连全部缴械, 迅速平息了叛乱。

11月28日, 王恩茂、郭鹏获悉国民党特务在和田策划武装叛乱的情报, 立即下令在阿克苏的第五师第十五团火速前往平叛。十五团横穿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790多公里, 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 抵达和田, 一举粉碎了敌人的叛乱阴谋。彭德怀为此致电予以嘉奖。

12月, 第二军进驻南疆库尔勒、阿克苏、喀什等地, 解放了南疆, 在天山脚下安营扎寨, 接管了千里边防。不久, 以第二军党委为基础, 建立喀什区党委 (后为南疆区党委) , 王恩茂为书记, 郭鹏为副书记;第二军兼喀什军区 (后为南疆军区) , 下辖喀什、莎车、阿克苏、和田4个军分区。还派出侦察部队, 直抵边境线, 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喀喇昆仑山、帕米尔高原。

王恩茂满怀豪情地对指战员说:我们这支部队, 红军时期爬雪山、过草地, 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时期南下北返, 行程两万两千里, 被毛主席称为第二次万里长征;这次进军新疆, 历时290天, 行程一万多里, 是第三次万里长征。毛主席说, 夺取全国胜利, 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要继续长征, 为保卫新疆、建设新疆立新功!

“用坎土曼砸碎别人的预言”

美国驻迪化 (乌鲁木齐) 副领事马克南在撤离时预言, 共产党的军队将会被饿死在新疆。事实上, 驻新疆的解放军、新疆民族军和国民党起义部队约20万人天天都面临着粮米断供的困境:在玛纳斯河畔的部队每人每天只能供应200克粮食;驻北疆部队的13万军人和2万匹军马几乎都处于断粮缺草的状态;驻扎在西藏阿里地区的骑兵先遣连 (归新疆军区管辖) , 靠打猎为生坚持了近200天。新疆军区只得每个月都用一架专机从北京运来银元, 以便从苏联进口10万吨军粮, 而运价是粮价的7倍。

面对困境, 新疆军区下达了一号命令, 要求驻疆部队“一律参加劳动生产, 不得有任何人站在劳动生产之外”。王恩茂带的第二军前身是三五九旅, 他本人就是南泥湾大生产的模范。他在给部队作动员时说:“兵无粮则散, 民无粮则乱。我们要发扬南泥湾光荣传统, 用坎土曼 (新疆农具) 砸碎别人的预言!”

于是, 南泥湾大生产的场景在新疆重现, 新疆史上最大规模的屯垦戍边拉开了序幕。在广袤的荒原上, 十多万解放军扛着坎土曼走上了新的战场, 展开了轰轰烈烈的3年大生产运动。王恩茂既是指挥者, 也是拓荒者, 他与战士们一同挥起坎土曼开荒种地。指战员们早上天不亮就下地, 晚上天黑才回来, 每天开荒16个小时, 手上的血泡磨破了, 锄柄都染红了。

开饭时有人累得不行, 吃着吃着就睡着了;手里的馒头掉了, 迷迷糊糊中抓起一个土疙瘩就往嘴里塞。汗水和辛劳得到回报, 当年开荒播种80多万亩, 收获粮食6580多万斤。到1952年, 新疆部队开荒800万亩, 建成95个半机械化和马拉犁农场, 收获粮食7.5亿斤, 不仅满足了部队需要, 而且缓解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粮食困难。

王恩茂白天开荒极度劳累, 晚上还要走村串户做社会调查。他一边喝凉水啃干馕 (面饼) , 一边访百姓做记录。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后, 又在昏暗的油灯下写成了《新疆社会调查》, 指出当年新疆地主占有土地的状况比内地更为严重, 不足5%的地主富农, 却占有80%的土地;而95%的劳动人民, 仅有20%的土地。他认为消灭剥削必须要打好减租反霸、土地改革两个仗。

王恩茂扶梨耕田

 1951年夏天, 王恩茂调集17000名地方干部和4500名解放军指战员组成工作队, 分别进入58个县开展减租反霸斗争。王恩茂总结道:“历时10个月, 南疆有1072个乡的267.7771万人, 都已完成减租反霸。我们把1.228亿斤粮食分给了40.8247万户农民, 每户得粮256斤, 农民群众高呼:共产党万岁!人民政府万岁!”

1952年, 王恩茂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代政委, 后又任新疆党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全面主政新疆。他领导打了第二仗:实行农村土地改革。不到一年的时间, 210万各族贫困农民就变成了730万亩土地的新主人, 农民的生产热情得到空前释放。

然而, 当时新疆的农业生产水平低下, 群众吃饭仍是个大问题。王恩茂每到基层调研, 看到哪户农家门开着, 就径直走进去, 询问粮食够不够吃?家里还有几袋麦子?听住户说了他还不放心, 硬要把袋子打开看一看。有的农户说粮食放在楼上, 他就爬梯子上楼去看。

1960年, 新疆粮食歉收, 拜城县出现饿死人的情况, 这让王恩茂十分揪心。他从北京开会回来就直接去了拜城, 发现情况比他想像的还要严重。拜城全县实际粮食产量7000多万斤, 征购任务确定到1.1亿斤。这是高估产、高征收, 严重的官僚主义造成的恶果。

王恩茂马上召开300多人的县委书记现场会, 一针见血地指出拜城事件是极其严重的官僚主义问题, 是虚报浮夸造成的。由于王恩茂及时发现、及时纠正, 新疆大大减轻了浮夸风的影响。王恩茂举一反三, 亲自起草下发了自治区党委《关于加强调查研究, 改进干部作风的决定》, 强调不能靠开大会、发文件、打电话来指导工作, 规定自治区级干部每年要有三分之一时间去下乡下厂, 地级干部每年要有二分之一时间下乡下厂, 县级干部要有三分之二时间下乡下厂, 统计数字需多方核对, 产量必须过秤, 反对以估计代替统计, 领导干部不要玩弄数字, 数字虽不能讲话, 但它也会玩弄你, 给你以惩罚。同时, 他身体力行, 到呼图壁县参加劳动, 同群众一起种冬麦, 犁地、磨地、播种样样在行, 群众夸他是一个“老把式”。有一年中秋节, 工作人员都准备晚上全家团聚过节, 王恩茂望着皎洁的月亮说, 群众肯定还在赶种冬麦, 于是立即带着人赶到地里, 和群众一块干到深夜。

“民族宗教问题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新疆地处祖国西陲, 幅员辽阔, 民族宗教情况复杂多样, 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艰巨, 王恩茂深感当好“封疆大吏”不易。他把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作为治理新疆的根本之策, 按照“从下而上, 从小到大”的思路, 建立了9个民族乡6个自治县5个自治州。1955年10月1日, 经中央批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了, 各少数民族实现了自己当家做主、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历史愿望。

王恩茂一直认为, 没有一支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 就没有新疆的长治久安。他十分重视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 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在他争取下, 中央党校以及一些部属院校相继开设新疆班, 为新疆培训少数民族干部。为照顾新疆少数民族干部的生活习惯, 王恩茂专门从新疆调运活羊在北京饲养, 供他们食用。他注重在实践中发现、选拔少数民族干部, 一旦发现好苗子, 就重点培养, 大胆使用。铁木尔·达瓦买提是土改中涌现出的一名优秀基层干部, 王恩茂亲赴托克逊县实地考察, 不久, 27岁的铁木尔·达瓦买提被提拔为托克逊县县长, 1964年任自治区副主席, 后来还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木尔·达瓦买提称王恩茂是他的伯乐、导师和引路人。

王恩茂经常告诫各级干部, 民族宗教问题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否则就会影响新疆的安定。在南疆工作时, 他就对做好民族宗教工作做过深入调查研究。伊斯兰教的阿訇是宗教人士, 土改中农民斗地主恶霸时, 阿訇也成为被批斗对象。如何对待阿訇和宗教, 考验着执政者的政治智慧。王恩茂将自己写的《关于新疆宗教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报给中央新疆分局, 提出了他的见解:不是每个阿訇都是地主, 他们当中也有贫穷者, 群众信教自然需要阿訇, 忽视这个就会脱离群众, 而且会被反动势力利用。在民族地区工作中, 要将阿訇包含在民族统一战线之内, 要给他们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们的政策事关民族团结。5天以后, 王震回电王恩茂, 同意他纠正那些“左”的偏向的观点。半月后, 中央西北局也电传西北各省:“现将王恩茂关于阿訇和宗教问题的意见转发你们, 供各地研用。”这就为西北各省开展民族工作提供了借鉴。

1952年10月, 恰逢穆斯林的重大节日古尔邦节, 乌鲁木齐的穆斯林屠宰牛羊, 欢庆节日。因为原来有机关干部原则上不要参加的规定, 这使得机关中的少数民族干部很有意见。王恩茂知道后不由得皱起眉头。古尔邦节就像春节、中秋节之于汉族一样, 是穆斯林的重要节日, 不让少数民族干部参加, 弄不好会使少数民族兄弟怀疑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于是, 他在机关干部大会上说:“少数民族同志们, 古尔邦节就要到了, 请接受我真挚的节日祝贺!”片刻沉寂后, 礼堂内响起热烈掌声。接着他宣布:“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机关少数民族干部可以去欢度古尔邦节。汉族干部愿意的, 也可以去!”10月20日, 王恩茂魁梧的身影出现在乌鲁木齐欢庆古尔邦节的各族群众之中。

为了更好地与少数民族群众交流, 增进感情, 王恩茂要求汉族干部都要学维吾尔语。他首先身体力行, 在办公室门口挂起一块学维吾尔语的小黑板, 坚持每天学4句维吾尔语, 到后来他就能用维吾尔语与维吾尔族群众直接交流。新疆幅员辽阔, 交通线长, 王恩茂每年都要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到基层搞调研, 在下边一跑就是几千公里, 一呆就是一个多月。他下乡不是简单的走走看看, 而是进村入户钻蒙古包, 与基层干部和群众零距离接触。同少数民族群众交谈时, 他会先用维吾尔语叫一声“阿卡” (大哥) , 问一声“亚克西姆” (您好) , 一下子就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他经常吃住在百姓家, 说我是农民的儿子, 住在自己家里自在。一次, 一个叫玛纳甫的农民, 摘了一碗桑葚请王恩茂品尝, 可王恩茂吃后又拉肚子又发高烧, 公社就把玛纳甫扣押起来。王恩茂知道后立即命令放人。他说, 战争年代艰苦, 把肠胃吃坏了, 我拉肚子是很平常的事, 不要小题大做。他还称赞玛纳甫热情好客。对此, 维吾尔族群众纷纷竖起大拇指:“王书记亚克西 (好) !”

一次, 王恩茂到和田视察, 途经一个小村庄时, 维吾尔族老大爷库尔班·吐鲁木请他到家做客, 老人拉着他的手说:“我们翻了身, 感谢毛主席, 我打了两口袋馕 (一种面饼) , 想骑着毛驴去北京见毛主席。”王恩茂听后十分感动, 亲自安排库尔班·吐鲁木到北京, 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

王恩茂 (左二) 看望库尔班·吐鲁木 (左一) 及家人

“发展经济是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关键”

为实现新疆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王恩茂带领新疆各族干部群众, 与分裂主义势力进行了长期坚决的斗争, 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树欲静而风不止, 分裂主义势力搞乱新疆、分裂新疆的图谋从未停止, 制造了很多破坏新疆稳定的动乱事件。

1962年春, 新疆春荒严重, 苏联派特工渗透到伊犁、阿勒泰、塔城、博尔塔拉等地, 煽动边境居民外逃, 甚至还策反了新疆军区副参谋长祖农·太也夫少将和伊犁军区司令员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少将。4月, 这两名少将乘吉普车走村串户, 鼓动边民到苏侨协会领苏侨证, 逃往苏联。4月22日, 由苏联特工操纵的叛乱分子首先在伊宁市发动暴乱, 围攻伊犁州党政军机关, 砸抢商店, 殴打平民, 并鼓动大量边民强行冲关逃往苏联。几乎是同时, 阿尔泰、塔城、博尔塔拉地区也发生了类似事件。白天苏方用高音广播指示方向, 夜间打开探照灯, 光柱射入中国境内几公里。仅3天3夜, 共有数万居民逃往苏联。祖农·太也夫和马尔果夫也要求到苏联去。

事件发生后, 王恩茂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应急措施, 决定抽调闹事地区的部队协助当地驻军恢复治安秩序。为防止事态扩大, 他同时把情况紧急报告中央。毛泽东对此指示:人家把手都伸到我们军队中来了, 我看想走的不要硬留, 礼送出境。我就不相信那边就是天堂。

按照中央的指示, 王恩茂将两名少将及40多名校、尉级军官及其家属送上汽车, 礼送出境。其他想出走者, 也一律礼送出境。同时按照中央指示, 加强边境防卫力量, 派出工作组到伊犁协助工作, 制止事态的继续发展, 逐步稳定了局势。

在总结“伊塔事件”的教训时, 王恩茂说, 表面上看, 这是有人蓄意策划煽动的一次边民外逃、暴乱事件, 但内因却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有差距, 发展经济是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关键。

痛定思痛, 自治区党委在新疆各族群众中组织开展了一个祖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条道路 (社会主义道路) 、一个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的“三个一”教育活动。针对“伊塔事件”导致边境地区人口锐减的情况, 王恩茂决定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驻, 成立了边境团场, 担当农业生产和守卫边疆的双重任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1954年成立的, 由王恩茂任兵团第一政委、党委书记。兵团指战员一手拿枪, 一手拿坎土曼, 艰苦创业, 成果斐然, 让一片片荒原呈现出道路平坦笔直、林带成网连片、条田平整如镜、沟渠纵横交错的塞外江南风光, 工农业生产总值占全疆的四分之一以上, 代表了当时新疆先进的农业生产力。

经过深思熟虑, 王恩茂认为新疆经济要恢复和发展, 就要向生产建设兵团学习, 朝这个方向努力。他主持召开了自治区三级干部会议, 推广兵团经验, 提出要按照好条田、好渠道、好道路、好林带、好村庄的“五好”标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力争用3至5年, 最迟8年赶上目前兵团的水平。于是, “五好”农村建设由点到面在天山南北全面展开。“文化大革命”期间, “五好”建设受到严重干扰, 王恩茂重返新疆后, 再次强调农村和兵团都要坚持建设“五好”。“五好”建设对新疆农村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78至1995年的17年间, 全疆粮食亩产由107公斤增至305.5公斤, 棉花亩产由25公斤增至83.9公斤。增产效益中, “五好”建设贡献份额达百分之三十至五十。

“我要一直守在那里”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 王恩茂受到冲击。一次, 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各大军区司令、政委, 王恩茂个子比较高, 特别显眼, 毛泽东跟他打招呼:“听说新疆造反派要打倒你, 会不会打倒啊?”王恩茂不知如何作答, 只好硬着头皮说:“这就看主席您的态度了。”毛泽东笑着说:“我看打不倒。”走几步, 回头又说:“王恩茂打不倒。”

但是, 在“四人帮”的干扰下, 王恩茂还是被打倒了, 在新疆受到轮番围攻批斗。1969年, 他被迫离开工作了20年的新疆, 到北京二七车辆厂劳动了2年5个月。1971年, 在林彪外逃的“九一三事件”后, 他被安排到安徽芜湖任地委副书记。1975年, 王恩茂给毛泽东写信, 请求批准他回部队工作。在毛泽东的过问下, 王恩茂被任命为南京军区副政委。

粉碎“四人帮”后, 王恩茂担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1981年, 邓小平亲自点将, 调王恩茂回新疆, 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委。

上任之初, 王恩茂在去南疆调研的路途中路过轮台古城, 他下车走到一堵残垣断壁前, 对随行人员说:“汉代的官吏班超, 在新疆待了30年, 68岁时经过轮台回长安;我68岁重返新疆, 走的是同一条路, 但方向不同。我们是共产党人, 我愿意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终生, 将来我死后要埋在天山脚下。”拳拳之心, 溢于言表。

王恩茂返疆后的第六天, 发生了喀什“一〇三〇”事件。这本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引起的刑事案件, 但受坏人煽动, 一些民族群众抬尸游行, 酿成骚乱。王恩茂说:“这是给我的‘下马威’啊!”经过缜密调查分析, 他果断表态:一、“一〇三〇”事件总体属人民内部矛盾;二、立即深入现场, 对不明真相者做解疑释惑工作;三、坚决惩处企图制造民族分裂的民族败类。这段话在事发广场广播后, 群众说, 老书记回来了, 我们听他的, 不闹了。在一位维吾尔族大娘的指认下, 煽动闹事的分裂主义头子被绳之以法。

维护新疆社会稳定, 是当时王恩茂要面对的头等大事, 而增强民族团结是新疆稳定的基础。1982年5月, 他亲自主持起草下发了自治区党委《关于在全区进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增强民族团结教育的通知》, 每年5月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 集中进行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教育。中央办公厅下文转发新疆的文件, 指示各民族自治地方借鉴。

王恩茂还创造性地贯彻中央提出的“两个离不开”理念, 即“汉族干部离不开少数民族干部, 少数民族干部也离不开汉族干部”, 并在实践中深化、完善成“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 各民族互相离不开”的“三个离不开”思路。此后, “三个离不开”成为新时期我国处理民族关系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

那时, 不少干部要求调回内地, 被戏称为“一江春水向东流”。王恩茂到且末县调研, 一位县委副书记把调动报告交给了他。王恩茂在县委扩大会上讲话时, 讲述了自己的一桩家事:1964年, 他把84岁的父亲接到新疆, 不久父亲得了胃癌, 坚决要求回江西永新老家, 落叶归根。不管他怎么劝, 父亲都执意要回去。王恩茂最后说:“我是要为新疆百姓服务到底的, 将来我死了也埋在新疆, 就埋在你的身边守着你。”父亲终于被感动了, 点头同意, 去世后就埋在了新疆。

王恩茂动情地说:“谁不爱自己家乡?但我们共产党人应有更博大的胸怀。我36岁进疆, 与新疆各族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 我爱新疆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 我爱新疆勤劳朴实的各族人民。眼下新疆的条件不尽如人意, 更需要我们去改变它。我和老伴, 还有我们的儿孙, 都将永远住在天山脚下, 和新疆各族人民战斗、生活在一起!”听了这番感人肺腑的讲述, 大家的眼睛潮湿了。之后, 那位县委副书记主动撤回了调动报告。这个故事在全疆不胫而走, 那些想走的干部、知识分子纷纷放弃了调走的想法。

王恩茂有8个子女, 其中第四子是在进军新疆途中出生的, 王恩茂给孩子起名北新, 后来在新疆出生的几个孩子分别起名北长、北建、北难, 意即克服困难, 长期建设新疆。王北新是王恩茂最为期许、疼爱的儿子, 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被炸死, 这成为做父亲的心中永远的伤痛。王北新去世后, 王恩茂便将他安葬在新疆。老三王北会在新疆部队工作, 曾想通过父亲调离新疆。王恩茂严肃地批评了他, 说:“我们要求别人扎根新疆, 如果我们不带头, 怎么能说服和教育别人?”王北会便放弃了调动的念头。后来, 王北会的儿子军校毕业后, 本可留在驻京部队, 王恩茂给孙子打电话, 说回新疆吧, 我们一家三代从军, 三代戍边, 多光荣啊!于是, 孙子来到新疆部队服役, 一次, 有人介绍他是王恩茂的孙子时, 大家都禁不住鼓起掌来。

1985年10月, 王恩茂从一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担任自治区顾委主任, 他对新班子成员说:“我今年已满72岁了。这次退下来了, 是很适当的。退下来后我也不离开新疆, 因为新疆是我的第二故乡。”1986年4月, 王恩茂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尽管北京条件更好, 但他坚持把自己的供给关系留在新疆, 解放军总后勤部提出在北京给他盖大一些的房子, 也被他婉言谢绝。他一直居住在乌鲁木齐, 始终不渝地关心着新疆的发展。他85岁那年, 双目失明, 但头脑仍然清楚。自治区召开双拥表彰大会, 有关领导想请他到会同大家见见面, 他欣然同意, 还表示在会上“讲点有用的话”。于是, 他精心准备腹稿, 在大会上侃侃而谈, 与会者无不为之惊叹。

2001年4月12日, 王恩茂病逝, 他的骨灰安放于新疆。《纽约时报》当日发表评论:一个跟随毛泽东长征的老战士, 把一个落后荒凉的新疆社会带进了文明年代。2006年, 王恩茂的夫人骆岚去世, 骨灰安放于丈夫墓旁。加上之前王恩茂的父亲和王恩茂的四子已安葬于新疆, 他的一家三代四口都长眠于天山脚下, 兑现了王恩茂的诺言:“我热爱新疆, 热爱新疆各族人民, 我要一直守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