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中的永新》第十二期：陈毅上铁镜山遇险记

湘赣游击队下山改编经历了曲折过程。由于“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仍然不断对湘赣游击队进行“清剿”，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保持着高度警惕，加之长期隐藏于深山，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不了解外界形势变化，临时省委领导人更不相信国共两党会重新合作。

1937年10月底，陈毅带着项英的亲笔信、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国共合作的文件，由吉安专署专员刘振群派员护送，从吉安出发，穿越崇山峻岭，经安福到莲花，又从莲花到永新，他装扮成富商，走山村，钻密林，打探湘赣游击队的下落。但在连绵无际的高山密林里，始终找不到游击队的踪影。最后他沿着山路，来到永新县的潞江，因精疲力尽，满脚血泡，只好暂时在潞江区公所歇息。第四天潞江区公所顾请一副竹轿，派几名士兵护送陈毅进入九陇山，找到了游击队负责人段焕竞、刘培善等人。段焕竞、刘培善从未见过陈毅，对他说的话半信半疑，不好处理。决定派黄炳光、李森启等将陈毅护送到湘赣临时省委驻地铁镜山，让陈毅与临时省委书记谭余保直接面谈。

陈毅一行一路奔波，第三天才到达铁镜山，在一个竹棚子里见到了谭余保。这时，陈毅把项英的亲笔信、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国共合作的文件交给谭余保。谭余保并不了解国共合作问题，加上国民党报纸一时讲“国共合作”，一时讲“朱毛投降”、“朱毛改编”，而国民党军又加强了对湘赣游击队的进攻，实行“北方合作”、“南方剿共”的政策，企图在改编之前将南方游击队歼灭，所以根本不相信国共合作，并且一度把谈论国共合作的人视为“动摇”、“叛变”分子。谭余保虽然1928年5月在宁冈砻市见过陈毅，但对陈毅的到来仍然疑心重重，误以为他是来劝降的，便把陈毅当作叛徒捆绑起来，用烟斗敲打他的脑壳，要他交待叛变经过，而且威胁要把他当作叛徒和国民党说客处置。

陈毅临危不惧，一面赞许谭余保坚定的革命立场，一面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时，他指出湘赣游击队必须从全局和大局出发，服从党的决定，并建议谭余保派人到莲花、吉安等地了解情况，证实国共合作的真实性。谭余保考虑再三，决定派他最信任且被国民党莲花县政府通缉的谢振国出山，去莲花县了解情况。不久，谢振国安全回山，并带回有关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消息和国民党莲花县政府的慰问品。接着又派刘全与谢振国一道去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联系，刘全、谢振国回山，带回了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件和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的信件。至此，谭余保才疑虑尽消，亲自为陈毅松绑，坦诚地向陈毅赔礼道歉，表示坚决服从党中央的决定，接受下山改编的指示。从此，在湘赣边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湘赣临时省委重新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

1938年2月，中共东南分局决定，湘赣游击队除留下80余人由谭余保领导，在湘赣边界的九陇山、铁镜山区坚持斗争，以便建立南方抗日根据地外，其余300余人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一营，由段焕竞、刘培善率领，从垄上村出发，经安福、吉安，然后改乘由刘振群雇用的船只，顺水途经新干、樟树、上饶等地，开赴浙江开化抗日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