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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中的永新》第十期:铿锵杜鹃 机要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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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霄蛟龙游,血瓣映天地,此花最坚贞,丹心写春秋”这是共和国第一任机要科科长,毛泽东同志的患难妻子贺子珍的写照。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右派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六·一0”事件,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被捕入狱。贺子珍与刘真等人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应对时局,营救被捕同志。根据会议决定,贺子珍、刘真秘密联络安福、莲花、宁冈的农民自卫军,举行“永新暴动”,成功营救出被关押的同志。为防敌人反扑,安福、莲花、宁冈三县农民自卫军分东南西北四路抗击敌人,贺子珍自告奋勇率农军战士坚守东门,战斗中,贺子珍三发三中,从此,“双枪女将”的美名传遍边界各县。


    1927年11月上旬,毛泽东在宁冈象山庵主持召开了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会议,重点讨论恢复和发展边界党组织问题。在会上,贺子珍提出了军队帮助地方建立武装、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并定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条政策来执行,列入七条政策中的第三条。


    象山庵会议后,贺子珍担任前委机要秘书,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机要秘书的工作紧张而又繁琐,既要为前委传送、保管文件,又要替毛泽东整理、誊写文稿,还要负责收集信息。她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带领战士去敌占区抢报纸。那时,井冈山信息十分闭塞,贺子珍搜集,剪辑的报纸成为毛泽东及前委了解国内外形势,掌握敌人动态的主要途径,为及时制定正确的决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7年冬,贺子珍陪同毛泽东在宁冈的大垅、新城、睦村等地开展调查,协助毛泽东完成了著名的《宁冈调查》。


    1928年5至7月,贺子珍又随毛泽东及工农革命军先后三次来到永新西乡的夏幽、塘边一带进行社会调查,成功地开展了边界土地革命的试点工作,为井冈山土地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协助毛泽东完成了《永新调查》。毛泽东在井冈山写下的《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稿都是由贺子珍整理誊抄的,茅坪八角楼的灯光下,常常有他们俩为革命彻夜工作的身影。


    1928年7月初,为粉碎敌人的会剿,毛泽东、贺子珍广泛发动群众,在永新田溪、厚田等地召开群众大会,贺子珍在厚田万人群众大会上慷慨陈词发表演讲,取得很大的成效。毛泽东称赞她是“出色的宣传家”。随后,红四军仅靠一个团的力量,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持将敌十一个团围困在永新县城30里范围之内达25天之久,取得了“永新困敌”的伟大胜利。


    1929年1月4日,为了打破湘赣两省敌军的第三次联合“会剿”,毛泽东在宁冈柏露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由红四军出击赣南从外围打击敌人。从此,贺子珍告别家乡,随红军踏上新的征途。


    红四军从井冈山突围后,向赣南闽西方向游击,沿途常常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为了摆脱敌人,红军每天以9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有孕在身的贺子珍跟着战士们一同行军打仗,沿途还不辞辛劳地与战友们一起筹款筹粮、宣传革命道理。2月11日,贺子珍腆着肚子坚持参加了大柏地战斗,在紧要关头,她骑马英勇射击敌人,掩护毛泽东成功脱险。至1929年下半年,闽西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贺子珍利用这宝贵的战斗空隙,为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进入上杭师范学校学习。


    1930年6月为培训妇女干部骨干,在吉安陂头举办了赣西南妇女军政训练班,贺子珍任训练班主任,成为大家眼中的“女司令”。8月,红军主力准备攻打长沙,为增加兵力,在东固又成立了红军妇女团,贺子珍任妇女团政委。


    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期间,战斗异常频繁,贺子珍总是不顾疲劳忘我工作,除在行军打仗途中用生命保管好文件外,还深入群众中去了解情况打探消息,向群众做宣传教育工作。


    11月7日,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叶坪召开,贺子珍与康克清、彭儒等以红军女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会议。这时,贺子珍除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外,还兼任中央政府机要科科长,工作更加繁忙。在贺子珍的精心照料下,毛泽东渐渐恢复了健康,又开始深入到长冈、兴国等地进行社会调查,贺子珍也追随前往,一如既往地负责记录和整理、誊抄。经过30余天的忙碌,《长冈调查》、《兴国调查》相继出稿。


    长征部队进入贵州后,她经常出鼻血、头晕,随行的董必武见状分给她一付担架,可她坚持不用,董老又给找来一匹老骡子,她也让给伤痛员或是给同志们驮东西。长征路上,贺子珍曾给自己定了个要求,“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8块钱”(当时部队规定伤病员实在走不动,就发8块银元留在老百姓家)。


    1935年3月,贺子珍和所在的干部休养连行进到贵州盘县猪场五里排时,突遇敌机轰炸,贺子珍不顾个人安危,帮助伤病员隐蔽,当她看到一颗炸弹就要落到伤员钟赤兵身边时,贺子珍毫不犹豫地扑到在伤员的身上,伤员得救了,而她被炸成重伤,身上受伤十七处。经过抢救虽脱离危险,但身体里仍留有两块弹片未能取出。贺子珍在担架上躺了三个月,伤口还没完全恢复,就不让别人抬着走了,自己拄着拐棍,顽强地跟着部队前行。


    1935年7月,部队进入毛儿盖地区,贺子珍见战友钟月林衣服单薄,便弄了些羊毛用自己的包枪布给她缝制了一件背心。解放后,钟月林回忆说:“当年,要不是贺大姐帮助缝制这件羊毛背心,我钟月林早就没命了,贺大姐给战友的温暖,是永不消逝的温暖。”1935年8月,贺子珍拖着疲惫、虚弱带伤的身体,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爬雪山,过草地,走完了长征途中最艰难的一段,为休养连做出了表率,树立了榜样。


    10月19日,贺子珍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各种困难,与红一方面军一同到达陕北吴起镇,贺子珍分配在国家银行发行科任科长,协助中华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兼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的工作。正当她以极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时,她再次怀孕,并于1936年冬在保安生下了女儿娇娇(李敏)。在娇娇四个月大的时候,经毛泽东同意,贺子珍进入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尽管抗大的学习生活十分紧张,但贺子珍迫切希望系统地学习革命理论,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学习十分刻苦。然而,身上的伤病以及严重的贫血使她力不从心,终于昏倒在训练课上,随后赴苏联治病、学习,1947年回国。解放后,曾任浙江省杭州市妇联主任。1979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4月19日在上海逝世。

(来源:永新视听)